[摘要] 明代，我国的市场经济长足发展，有关理论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例如学界认为，海南硕儒丘濬在15世纪后半期提出“劳动决定商品价值”的观点，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的“劳动价值论”要早180年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见。
明代，我国的市场经济长足发展，有关理论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例如学界认为，海南硕儒丘濬在15世纪后半期提出“劳动决定商品价值”的观点，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的“劳动价值论”要早180年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见。
海南当时的商品经济状况如何？本文试揭开一角。
有记载显示，海南已出现了租赁行业，称为“铺行”，所有的家具、家纺、餐饮、办公器具杂物，都可以从这些铺行里租借使用。而且，同样记载了官方采购的非正常价格，生动反映了“权力寻租”的“潜规则”无孔不入，古已有之。
故事是这样的——
《万历儋州志·天集》之末，儋州州官有一份向琼州府上报的《买办分司杂物申文》，揭示了接待过往官员的细节及弊端，提出独特的解决办法。
申请文件说：儋州这个地方，又偏僻又贫穷，从来没有仕客往来，所以制度上也是一分钱的接待费也没有。“但本道巡历，大小盘查，海防出汛，将领入营，亦岁有经临”，每年各级军政人员因公过往，都是有的，都必须接待。
远途只可一程一程走，晚上必须住宿。不过，城里能够用于接待的官产设施，“惟分司一署，长物惟官床一张”，即一所“海南分司”官署，跟住宿有关的大家具，就只有一张床，其余啥都没有。一应“铺陈毡帐、坐褥桌帷，朱池（印泥）笔架，粗细桌椅，杂项器皿”都得向铺行现租。
什么是“海南分司署”？这是明代各州县都要设置的官署，“海南道”的派出机构，通常设在州县官署旁边，身份比州县官署要高。虽然平时只是空屋一间，但是上级府、道官员前来视察，就会驻扎在这里。
什么是铺行？“铺行，以答应什物用。亦近立，以供纸扎办下程及酒席器具，亦不无损失”（《万历琼州府志·卷五·杂役》）。就是说，铺行是经营一应家具杂物租赁业务的铺子，哪怕你要在家里摆几桌酒席，也无需发愁，桌椅餐具都可以全套租到；官员、商人到此要办公、交易、签署合同，文房四宝、度量衡器都可租借。由此可见，儋州见诸记载的早租赁业，已经在五百多年前，而儋州远不如府城经济活跃，府城的租赁业应该更早，更完善。
所以，军政人员因公过往儋州，地方官向铺行租借相关用具杂物，把海南分司署布置好了接待就是，如果到此为止，就没有这篇故事了。
这不是民间消费，是官方消费。于是出现怪事。
申文说：一张圈椅，价值本不过二钱白银，租金一次却要六七分白银；坐褥桌帷、印盒砚台笔架一副，价值不过四五钱，租金一次却要三钱——这就是说，两次或三次的租金，就足以购置这件原物了。
如此畸高的租金，铺行岂不是赚死了吗？关键是：向哪家铺行租借呢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指定采购点”了。
说到这，情节忽然熟悉起来。概念立即浮现：回扣、潜规则、利益链。
写申文的这位州官自然深知。但没有明说，以免得罪人太多，摆事实就够——
“诸如此类，屈指难计。大约一官经过，总计所费，多则八九两，少亦不下五六两”，还不包括程饭，纸扎所费。六两白银，按照当时的物价足可购买30张新“圈椅”了。
原来大有猫腻。路过的官员即使本身一丝都没有多占，开支却已不轻，都要摊派在百姓头上。所谓“里甲”之害，痛彻骨髓，这样的巧取豪夺，百姓怎么受得了哦。
为苏民困，这位州官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——
“愿将本州员下冬季分俸银置办各件”，包括铺陈（铺盖帷帐等）一副，圈椅六张，及一应杂物。并造木笼两只，专门收藏各物，全部造册，与公家钱粮一起保存交接。“遇有官临，领出排列如式，官去仍前封识，交钥于库”，偶尔损坏则修补。这样，等于在分司官署置办了一套机动客房，再也不用化冤枉租金了。“我之所捐有限，民之所省无穷”，可以一劳永逸。
由于资金来源不属州官一人，而且涉及制度创新，所以要向上级打报告申请，就是这篇申文。
就这件事而言，这位州官当然难得。事情应该是办成了的，知府没有理由不批准。至于州官离任以后能否继续执行，执行多久，就不知道了。
撤驿增饷
申文说儋州制度上从来没有接待公费，并不准确。因为明代前期，海南是有足够的公家接待机构的，这就是驿站，而且海南民众也已缴交了全部接待费用。
按《正德琼台志·卷十四》的记载，明初全岛有差不多30座驿站，儋州境内从北到南就有归姜驿、古儋驿、田头驿、大村驿、大员驿等五座，每座驿站正好是当时赶一天路的距离，六十里左右，这是朝廷制度。
驿站不仅有足够住宿的房舍，各驿有驿承管理，儋州每座还设有库子2名，专管物料供应，馆夫2名，专管招待，以及马夫40名和马4槽，专司为官员提供交通。往来文武官员只要持有相关“火牌”，就可以免费使用驿站，驿马将其一站一站往目的地送。
驿传费用的来源，是每年田赋正税（“民米”）的附加税：“以实在民米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二石……均派”（《万历琼州府志·卷五·驿传》）。
由于腐败逐步蔓延，社会矛盾凸显，“黎乱”频繁，徭役过重，正统、弘治之间开始陆续裁撤官职，同时批量裁撤驿站（《正德琼台志·卷二十八》）。
但是此后官员过往，一饭一宿依然由地方百姓负担，是显而易见的。在正德志中，唐胄说以前每“石”的田赋正税，只需缴银三钱，当年的杂税“科”就算完成，所以烦民较轻。后来驿站减少，“弘治末王副使檵所定”，反而“月无停催之科，岁无间役之优”，百姓增加了赋役负担。明中期赋役的加重是普遍的，苛捐杂税是皇朝管治的腐败退步决定的，光批评王檵于事无补，不过唐胄也只能说到这份上。
到万历前期，海南驿站“嘉、隆之间裁革殆尽”，只剩下少数几个。原来作为正税附加费征收的驿传费用，却分毫不减，转为军饷。驿传任务的一应开支差役，全部加派于“里甲”。
在《万历琼州府志·卷七·兵防》中，可以见到十余项捐税统归于“兵饷”，累计每年达白银两三万两之多，包括“廪粮、马价、铺陈、马夫银一千八百”余两，“铺兵冗役银一千”余两，这近三千两银子，本来都是用于驿道运作的费用。
由于边患、内乱及腐败，晚明的军费日益沉重。该志编纂者在“兵饷”章末，深深感慨，说是数十年前的嘉靖间，琼州一府每年“饷止四项”，征饷银不过四千余两，现在弄到两三万两，实在太高了，害得民生凋敝，但当事者只能“仰屋而叹”，无可奈何。
厉政难除
朝廷赋役要靠具体渠道完成，这就给贪官污吏借题搜刮，侵吞民脂，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空间。儋州“圈椅之弊”个案，远非孤例。
裁驿以后，弊端各地所在多有，增加百姓负担不少。《康熙文昌县志·卷二》关于文昌县的宾宰、长岐二驿裁撤后的弊端及改革方法，有段策论说得很到位，比儋州那位州官又进了一步：
“叶右苍论曰：二驿之废，虽以省民，而处之失宜，亦为民病。何也？驿存，则夫马廪粮给于官，而豪右不得多取；驿废，则取给于里甲，而奸暴得肆横索。其弊有不可胜言者。然则二驿其可复乎？曰，有。其革之不可复也，法当斟酌损益，较数岁之中以为常。每岁该用银若干，照粮派征贮库。责令公正老人或兵房吏掌之。设循环簿二扇，送道、府钤印。公差往来应给夫马、廪饩者，折银若干，令其亲自注簿，方许应付。岁终，移簿道、府查核。则上有道揆，下有法守，毋徇派，毋过取，民病庶其少瘳乎？”
叶右苍是谁？嘉靖间文昌著名学者，曾编撰《文昌县志》，可惜已失传。“叶懋，号右苍，南海人。嘉靖间（文昌）训导”，“每有论著，不愧师表”，祀名宦（《康熙文昌县志·卷六》）。
叶懋这段策论，剖析精准。他肯定撤销驿站是“省民”（减少民间负担）措施，问题的要害，在于豪强借题侵吞民脂，无孔不入，“其弊有不可胜言者”。叶老师改革的办法亦非泛泛，制度设计周详，甚具可行性，有普遍意义的。这说明，体制内并不缺智库。
官位更高、措辞更明确激烈的指斥，来自崇祯间“备兵督学使者林汝翥”。这时候的驿递弊端为祸更烈，他以“治琼五戒”为题，立碑勒石于副使大堂之左侧。其中第四戒，专指驿递：
“一驿递派于里甲，原属厉政，乃上司以此优容差役，下司以此奉承过客。差外之差，苦中之苦，尚可忍乎？已经勒石禁革，宜戒四也”（《民国琼山县志·卷十六》）。
林大人直斥驿递派于里甲为“厉政”，拍案大怒的义愤，跃然字里行间，革除的决心不可谓不大。可惜弊端的源头在朝廷，在皇帝，而利益链往往连接州县有司，连接无处不在的“猾吏”，病民之事所在多有，而真能改革者凤毛麟角。
进退之间
唐胄在《正德琼台志》中，已经感叹赋役太重，《万历琼州府志》编撰者却反而怀念正德后的嘉靖赋役定额了！明中期以后，朝政日益腐败，对民财搜刮越来越重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但是还有另一方面。嘉靖至万历前期，朝廷有识之士一直在谋求精简税则，革除苛捐杂税，杜绝贪官污吏谋私害民的空间，其核心措施，就是具备历史意义的征税“一条鞭法”，其中以名臣张居正为得力。“一条鞭法”数十年间逐步推进，取得不少成果，以致万历初期的朝廷岁入比正德年间增长了将近两倍。
可惜，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，皇帝开始怠政，腐败更不可收拾。苛捐杂税卷土重来，而且是在正税大增基础上的苛捐杂税。儋州“圈椅之弊”就是“一条鞭法”被破坏的具体写照。从此直到明末，朝廷再难出现得力的税收改良措施了。
不过，仅仅揭示明代腐败的话，已是老生常谈。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更多有意义的信息。
如果官府搜刮过重，“民不堪命”，必然导致揭竿而起，普遍暴动，管治失控。然而没有。明中期以后，海南并没有大规模民变，反倒是赋役负担远为轻少的黎峒，照例不时发生变乱。
那么，这种不断加重的税负，是不是也反映了经济体量的增加呢？
弘治至万历间，是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百余年，“弘治之治”还是有含金量的。赋役虽一再加重，但由于社会整体而言的富裕，民财潜力可以忍受“搜刮”。就海南而言，以规模性灌区为基础的精细稻作农业，就是在15世纪普及到全岛各平原台地的，社会的抗逆性因此大大增强。同时，人们普遍知道海南“珍物饶也”，珍贵特产陆续开发北运，销路打开，带动各业，海南民商从中无疑可以分一杯浓稠的羹。
说到军饷，明初较轻的重要原因是“卫所制”，很多士兵是被俘或被罪充军的“军户”，在社会底层，管制严酷，世袭极难脱籍，明初几十年军户子弟还被一律剥夺科举资格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被压迫的军户越来越没有积极性，“逃（逃亡）绝（因无人愿嫁而绝户）”甚多，已经危及统治根基。朝廷不得不自隆庆、嘉靖起重新推行募兵制，以补卫所士兵的不足。募兵不能强制，待遇（饷银）没有吸引力就招不到兵。募兵比例越大，军饷就增加越猛。
说到驿站，海南基本撤驿后，接待和运转任务改由民间完成，运作上未见出现大问题。这也说明：当时海南的城乡不少地方人烟稠密，民间商旅、运输、服务等“第三产业”都比前兴旺。
另一方面，驿站本是官办的客运站和旅店，资金设备的浪费、效率的低下是与生俱来的。从明代海南各州县舆图可以看到，驿道系统是除了各县官署区之外，大的系统性官方设置，所费不赀。且不说滥权和贪腐，从经济学原理来说，驿站以常设的体系为无常态之需求服务，浪费和低效就是必然的。
官方不使用时，驿站机构就是空转，这几十名大活人壮丁呆在那里，不是被上司指派营私，就是闲着赌博生事。后来改由民间按需临时提供服务，如果等价交易，完成同等任务所费代价应该只是官办的若干份之一。
就此而言，自宋至明初，除了若干重要的国宾馆，驿站恐怕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，在海南尤其如此。不这样就无法保证过往人员的基本需求，朝廷管治也就无法实施。不过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这个体制就过时了。
弘治时，大刀阔斧地将附于海南各州县城的驿站，一律撤销，应该是体现了“将政府服务需求社会化”的新思维，可能还是当时朝廷有识之士的一项新政，具有进步意义。成化至嘉靖间海南乡落驿站陆续裁撤，固然有转移支付解决财政困难的一面，却也未尝不是经济学上的节省之道。而驿道官员往还未断，说明社会相关行业足以替代驿站功能，租赁业的出现就是其一。
明中期以后，杂税不断增多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——由于农耕时代的赋役，向来以丁口和耕地为主要计征对象（海南有独特的“榔椰”税，也占收入不少）。对于新兴工商各业的发展，官府可能还缺少制度化的同步征收手段，只能通过非正常的转移支付、名目繁多的“苛捐杂税”，来加大征集力度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清代继续执行了这个税收政策，并未减少：“（琼州）府属驿传照原裁革，通解充饷”（《康熙琼州府志》）。也就是说，明中后期加重了的税基，清代沿袭，这个追加的定额已经制度化。
儋州州官对围绕“圈椅”的无耻掠夺愤然撰写申文之时，在地球的另一面，哥伦布已经完成了新大陆的伟大发现。中国近代百年凄风苦雨的片乌云，已经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……
从不同角度分析“圈椅之弊”，应该有助于对明代海南商品经济形态的深入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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